
我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几。
这栋别墅的地下室没有窗户,没有阳光,没有任何可以告诉我时间的东西。只有头顶那盏惨白的节能灯,二十四小时亮着,我分不清白天和黑夜。
我曾经试过数数来打发时间。数天花板上的裂缝——有四十三条。数墙角的霉斑——有七块,其中有一块的形状特别像河北省的地图。数自己的心跳——但这个太难了,因为我数着数着就会忘记自己数到哪里了。
后来我就不再数了。
我穿着一件巨大的白色婚纱。它曾经美得让我移不开眼——层层叠叠的白色薄纱,细密的银色藤蔓花纹,裙摆上绣着一只展翅的银色凤凰,尾羽一直拖到我身后两米远的地方。
现在我依然觉得它很美。这个认知让我感到恶心。
婚纱的内层是一件紧紧缝合的白色束缚衣,从我的胸口一直包到脚踝。束缚衣在腰部、大腿两侧、膝盖上下、脚踝处都缝着白色的丝带,每一根丝带的末端都有一颗珍珠按扣。
我曾经以为那是装饰品。
那是锁。
那些丝带把我的身体固定在一个永恒的姿势里。我不能弯腰,不能屈膝,不能把腿并拢。我的双手被固定在身体两侧,手指只能做最微小的活动——刚好够我拿起勺子,但不够我解开任何一颗扣子。
我试过用指甲抠那些珍珠扣。抠断了两根指甲,抠得指尖血肉模糊。珍珠扣纹丝不动——因为它们从外面根本打不开。
我脚上穿着一双白色缎面高跟鞋。鞋跟细得像冰锥,高达25厘米。我的脚踝已经适应了这个角度——不是因为学会了穿高跟鞋,而是因为我的跟腱已经永久性地缩短了。刘昊然告诉我这叫“废用性挛缩”。我没有见过医生,我信他说的。
两只鞋跟之间有一条十厘米长的白色金属链连着。我只能以最小的碎步移动,每步的距离不超过一个手掌的宽度。我试过跑。摔得很惨。没有再试第二次。
我的脖子上戴着一个白色蕾丝项圈,缀满了珍珠。项圈的前端连着一根短银链,银链的末端是一颗红色的珍珠口球——此刻正塞在我嘴里,把我的舌头压得死死的。
我已经很久没有说过话了。
不是不能说——是忘了怎么说。我的舌头太久没有自由活动过,肌肉已经有些萎缩,就算取下口球,我也只能发出含混不清的音节。像哑巴,像一只喉咙受伤的猫。
我以前能说会道的。我以前靠一张嘴吃饭、赚钱、哄男人给我花钱。我叫他们“哥哥”,声音甜得能拉出丝来。
现在我只会发出“唔唔”的声音。没有人听得懂。
地下室的门外传来脚步声。不急不慢,像在自己的家里散步一样从容。
门开了。
刘昊然站在门口,手里端着一个托盘,上面放着一碗粥和一碟咸菜。他穿着灰色的家居服,头发梳得整整齐齐,看起来就像一个普通的中年丈夫在给生病的妻子送饭。
他看着我,嘴角浮起一个温和的笑容。
“早啊。”
我没有回应。我甚至没有看他。我的目光越过他的肩膀,落在门外那片看不到的虚空里。
他走进来,把托盘放在床边的桌子上,然后蹲在我面前,伸手轻轻擦去我嘴角流下的一丝唾液。他的动作很温柔,像一个称职的丈夫在照顾生病的妻子。
“今天天气挺好的,”他说,语气轻快得像在闲聊,“外面出太阳了。等你吃完早饭,我带你上去晒晒太阳。”
我没有反应。
他伸手解开口球一侧的锁扣。我的下颌终于可以活动了——但我没有动。我只是微微张着嘴,像一尾被捞上岸的鱼。
他舀了一勺粥,吹了吹,递到我嘴边。
“来,张嘴。”
我看着他。我看着那勺粥。然后我张开了嘴。
不是因为我饿了。是因为我已经学会了——反抗比配合更累。
一勺。两勺。三勺。
他一边喂我一边说话,语气轻柔:“楼上那件新到的婚纱我改好了,珍珠换成了淡金色,应该很适合你。过几天给你换上,换换心情。”
我嚼着粥,没有咽下去。
他注意到了,停下来看着我:“怎么不咽?”
我看着他。我的眼眶突然红了。
我的嘴唇动了动,从喉咙里挤出一句含混的、嘶哑的、几乎听不见的话:
“我……想……回……家……”
刘昊然安静了一秒。然后他又舀了一勺粥,递到我嘴边,声音依然温和,像在哄一个闹脾气的孩子:
“这里就是你的家啊。”
我看着那勺粥。我没有张嘴。
我想起了很久以前的一个下午——
阳光很好。我骑着一辆共享单车,骑了将近两个小时,到了一栋废弃的别墅门口。铁门上挂着一把崭新的锁,我用万能钥匙撬开了它。我走进去,上了二楼,推开一扇门,看到了一件白色婚纱。
我伸手摸了一下那件婚纱的面料。触感好得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
我对自己说:就穿一分钟。
就拍一张照。
就——
“凉了。”刘昊然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。他端着那碗已经凉透的粥,站了起来,“我去热一下。你等着。”
他转身走出地下室。门在他身后关上了——
咔哒。
那是锁扣咬合的声音。
我坐在床上,穿着那件四十多斤的婚纱,听着那个声音。
那个声音和三年前我听到的一模一样。
三年前,我在那间衣帽间里扣上了第一颗珍珠按扣——咔哒。
然后第二颗——咔哒。
然后第三颗、第四颗、无数颗——咔哒咔哒咔哒咔哒。
我亲手把自己锁进了这件婚纱里。每一颗扣子都是我自己扣上的。没有人逼我。没有任何人逼我。
我把最后一口凉粥咽了下去。
粥是凉的。但我的眼泪是热的。
一滴。两滴。滴在婚纱的前襟上,被白色的薄纱瞬间吸收,连痕迹都没有留下。
就像我这个人一样。
无声无息。
消失在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。
而我的妈妈——那个靠低保金过日子的老妇人,此刻正坐在几百公里外一间漏风的出租屋里,把攒了两年的钱从枕头套里掏出来,数了一遍又一遍。
两千三百块。
她用红塑料袋包好,塞进衣柜最深处。
“等小静回来,给她买件好衣裳。”
她一定会这样自言自语。
窗外有风吹进来,吹动桌上那张我高中毕业时拍的照片。照片上的姑娘笑得很灿烂,露出两颗虎牙。
那个姑娘叫张小静。
但这个名字,已经很久没有人叫过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