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们走了。

　　我一个人躺在房间里。荧光灯嗡嗡地响。鼻子里插着两根细管，每一次呼吸都带着一股消毒水的味道。嘴里含着那根塑料管，舌尖能感觉到管口的粗糙边缘。脸上缠着绷带，绷带的压力从四面八方裹着我的头，像一个没有缝隙的壳。

　　我试着活动手指。右手握着笔的余温还在，但笔已经被拿走了。我的指甲抠着床单，棉质布料的纹理在指腹底下摩擦着，粗糙，干燥。窗外的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漏进来，一道一道的，像牢房的栏杆。

　　后来又有护士来抽血。针头扎进我的手肘内侧时，我咬紧了牙关——那个动作扯动了下颌，一阵剧痛从下巴一路蹿到耳朵，我发出一声闷哼。护士没有抬头。她抽完血，贴了块棉花，用胶布固定住......